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中的「宋楚瑜現象」之研究
小笠原 欣幸*
《摘要》
在2000年總統選舉過程中，無黨籍候選人宋楚瑜的民調支持度一直居於領先地位，遠高於國民黨提名候選人連戰和民進黨提名候選人陳水扁。在像台灣政黨政治已落實的國家，沒有組織支援的候選人能夠在面對強大政黨的候選人，展現勢均力敵的選戰，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政治現象。以宋楚瑜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稱之為「宋楚瑜現象」。雖然宋楚瑜最後並未當選，但是「宋楚瑜現象」不是假聲望一事可由投票結果得知。「宋楚瑜現象」隱含著理解總統選舉及台灣政治特質的重要關鍵。本文擬將「宋楚瑜現象」分為（1）政治形態（2）台灣的政治文化（3）政策包裝（4）支持層的四個觀點進行探討。
關鍵詞：台灣政治，總統選舉，政治形態，政治文化，宋楚瑜，國民黨
前言：「現象」之始
1998年12月19日，宋楚瑜台灣省長的任期屆滿，在大批省府員工的歡送下揮別了在位六年的中興新村。宋楚瑜是在1994年12月台灣省長選舉中，以56.2%的高得票率擊敗38.7%得票率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定南，就任台灣自治史上首位民選省長。三年之後（1997年），在李登輝總統主導及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合作下，國民大會通過第四次憲法修正案，而根據其中的台灣省精省之決議，台灣省長及省議會均遭廢除，台灣省政府的職能完全由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取代，宋省長的政治舞台從此消失。
同年12月所舉行的立法委員選舉，台北市及高雄市長三合一的選舉中，國民黨於立法院確保過半數的多數席次。國民黨在高雄市長的選戰雖遭敗北，但在台北市馬英九卻能擊敗聲望頗高的陳水扁。李登輝所提出的「新台灣人論」引導這次選舉的勝利，由此觀之，李登輝總統在台灣政治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次三合一選舉最大的政治涵義便是在1994年首次民選首長選舉中，分別當選為台灣省長，台北市長及高雄市長的宋楚瑜，陳水扁，吳敦義，被稱為新世代領導者，但在1998年選舉之後都交出政權，政治權力中心仍是李登輝，一年三個月後的總統選舉應仍是以李登輝為中心展開。然而省長卸任以來，僅管宋楚瑜從未提出將出馬競選總統，在各種民意調查中，卻是支持率最高之人物。
最初，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宋楚瑜的高支持率，是因基於對被李登輝和連戰派趕下的前省長所引發的同情心理，視為一種過渡現象。因此李登輝派於各個層面企圖消滅宋楚瑜的影響力，例如在1999年2月迎接新會期的立法院長選舉中，強行讓被視為宋楚瑜人馬的劉松藩院長下台，由李登輝派的王金平接任。宋楚瑜的主要媒體傳聲筒台灣電視公司中，接近宋楚瑜的總經理李祖源也在4月不出意料地遭更換，此後台視播出宋楚瑜畫面的比率大幅下降[1]。
此外，部分國民黨立委及一般黨員中，以連戰為總統候選人，宋楚瑜為副總統候選人的所謂「連宋配」之聲音漸高，但李登輝派卻幾乎完全封鎖了這種基層聲音。宋楚瑜陣營中為避開與國民黨間出現決定性對決，因而摸索出「連宋配」的提案，然而到了三月「連宋配」的可能性都被封殺後，宋楚瑜一時間處於無法動彈的狀況[2]。李登輝和連戰的主流派壓制宋派在國民黨內的成長可謂接近成功。
資料來源：《新新聞周報》暨環球電視台主辦的民意調查
僅管如此，宋楚瑜的支持率仍高居第一位，並且對與民進黨的陳水扁及國民黨的連戰，都保持有相當大的差距。此後直到1999年12月興票案發生前，宋楚於接近一整年間居於領先的地位。或許一時的高支持率並不足為奇，但在為期數個月的高支持率，同時毫無下降的跡象下，光以出於對被趕下台之省長的同情，這單一的理由是無法完整地解釋這種現象的。民進黨籍新竹市長蔡仁堅，首先使用「宋楚瑜現象」此一用語指出這情況。
宋楚瑜的高支持率在台灣民間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探討，有人指出「宋楚瑜現象」將會在總統大選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只是影響程度目前仍未十分明朗。民進黨系的評論家對「宋楚瑜現象」有輕視的傾向。例如呂秀蓮對宋楚瑜民調一直居於領先地位感到不解，公開指出「台灣實在是有太多的政治文盲」，暗示支持宋楚瑜的人為「白癡」之外，並無更深入的探討[3]。中山大學教授陳茂雄分析指出，若以宋楚瑜的支持者大本營為舊國民黨勢力，連戰的支持者大本營為新國民黨勢力來看，連戰持有的是台灣意識的票源，宋則擁有舊國民黨的票源[4]。此外也有人指出宋楚瑜的高支持率是因為他當省長的時候用公家錢討好選民[5]。但以上這些分析顯然並未能完全解釋「宋楚瑜現象」。筆者認為，宋楚瑜最後在總統選舉中囊括36.84%的選票，雖未能當選，但「宋楚瑜現象」並不是單純藉由假聲望一事可由投票結果得知[6]。「宋楚瑜現象」暗示著理解總統選舉及台灣政治特質的重要關鍵，因此本文擬將「宋楚瑜現象」區分為（1）政治形態（2）台灣的政治文化（3）政策包裝（4）支持層，四個層次來進行分析。
壹、政治形態（political style）
宋楚瑜究竟歸屬於何種政治人物？首先若從其經歷來分析我們可浮現出以下三種形態的政治人物圖像。
（a） 蔣經國時代展露頭角的外省人菁英政治人物。
（b） 支持李登輝政權，推動初期民主化的國民黨幹部。
（c） 以台灣省長的身份將地方政治拓展為權力基盤的群眾式政治人物。
宋楚瑜順應著不同的時代環境演出不同的政治人物形態，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這激盪的二十年期間，他隨時能夠嗅察出時代潮流的變換來改變自己的角色。接下來簡單回顧宋楚瑜的經歷。
（a）1942年3月16日宋楚瑜出生於同是毛澤東故鄉的中國湖南省，七歲時由當時身為海軍軍人的父親宋達帶領渡海來台。童年的宋楚瑜曾在高雄左營住過一段日子，後來宋達一家北上，宋楚瑜便在台北市龍安國小，士林初中，成淵中學，政治大學外交系就讀。宋楚瑜入政治大學後即加入國民黨，畢業後服役兩年隨即赴美留學，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喬治城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74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宋楚瑜立即返台任行政院簡任秘書，同時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的英文翻譯。接著於1977年任新聞局副局長，1979年1月年僅三十六歲即被任命為新聞局長入閣。當時在台灣，外省人子弟於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的機會確時多過本省人子弟，同時年輕晉昇之事也多有所聞，但宋楚瑜的情況即便是外省人菁英中也可說是特例，而透過管道引薦給蔣經國實為宋楚瑜能夠在短期之內進入層峰的最主要因素[7]。
宋楚瑜當時以國民黨政府代言人的身份極其活躍於一時，「在當時的國民黨新生代中，的確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的風采」[8]。新聞局長的職權不但是政府代言人，同時也管理新聞界和文化活動，宋楚瑜利用這立場在新聞界中建築了強力的立足點，此時建立的人際關係成為他日後競選總統時的一項重要的武器，同時他也在新聞局長任內學習到如何利用媒體來表現自己。
（b）通常一般人在談論李登輝時代的開始時，宋楚瑜一直是無法被忽視的人物。蔣經國去逝後副總統李登輝自動昇格為總統，但強大權力中心的國民黨主席之地位是否由李登輝來接任仍是個變數，蔣故總統介石之夫人宋美齡介入，要求黨國幹部元老們延期推舉李登輝為黨代理主席。此時只不過是副秘書長的宋楚瑜卻出現前所未聞的舉動，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他指出李登輝同志接任代理主席是黨全體一致的期望，並批判黨國元老順延代理主席一事，說完後拍了桌子便退席。被這項舉動驚嚇到的黨幹部們匆匆決議推舉李登輝為代理主席，從這一刻起開啟長達十二年的李登輝時代。
宋楚瑜的第二步便是以李登輝最得力的助手之身份，為李登輝奠下權力基礎而四處奔走。宋楚瑜站在以他這般年輕的副秘書長立場上原本所不付與的權限中發揮了驚人的政治實力 ，從行政院長俞國華和秘書長李煥等外省籍元老們起，到同世代的組工會主任關中等，他一步步成功地將他們驅逐出權力中心，終於在1989年四十七歲的宋楚瑜得以坐收黨秘書長的位子。
宋楚瑜固然支持著李登輝的民主化，但他強橫的手法終成為議論之焦點，同時他也成為政敵們痛恨的對象，使得這位國民黨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擅長於權謀之術的印象，在人們心中揮之不去，從這一點而言他是完全無法吸引群眾的心。然而在1988年黨代表大會，1989年縣市長選舉，1991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1992年立法委員選舉中，由於他對選舉的大力關注，在決定代表及候選人的過程中建立與地方派系的關係，選舉的結果雖不能說完美但卻能在國民黨內建立穩固的權力基礎。
（c）1993年3月，李登輝成功地逼退行政院長郝柏村下台，並發表台灣省主席連戰就任行政院長，宋楚瑜就任台灣省主席的人事命令。宋楚瑜在就職記者會中大談「負責任的政府」（responsible）與「有反應的政府」（responsive）之抱負[9]。並談到準備學習台語及客家話，宋楚瑜之經歷中最具影響力之台灣省長經驗就在此展開。
省政府原是以大中國的省自治政府為前提所設計的機構，因此可謂具備了小型的內閣機能。然而由於台灣的省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行政範圍重疊，除了處理日常業務以外，省政府本來沒有展開自主政策的空間。宋楚瑜率領著在他入主前處於冬眠狀態中的省政府，走遍台灣各地進行視察，從災害對策，道路開闢等地方基礎建設的整頓，以及對農漁業等區域產業的重視開始至設置託兒所為止，在與民眾生活關係密切的建設部份發揮政治手腕。宋楚瑜行腳到沒有任何一位省主席曾經到過的鄉鎮公所現場，關於道路修補等地方迫切的要求，直接親自去確認等細微施政風格也充分展現出來。宋楚瑜所提示的是“top-down”式行政而且重視效率和責任分明的「執行團隊」，因而得到民眾相當的支持。他頻繁視察地方或許給人古時君王視察百姓的印象，但小型政府及明確負責任的政府（small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卻是現代政治的概念。
另一方面，直至目前國民黨的統治中，由於權威主義統治構造的特異性質，以本省人為中心的地方一直遭到輕視，統治者集團與被統治者集團間，一直存在著明確的距離。在國民黨傳統的體制中服務地方是地方派系或國民黨支部負責的事項，是中央政府的高官們無須過問的瑣事。李登輝的民主化確實將統治者集團的成員改變，推進民主化，然而中央與地方距離的縮減並非易事，這也是李登輝民主化的界限。
李登輝政治重視「高層次政治」（high politics），有集中於台灣之定位，憲法體制，兩岸關係，積極外交等傾向。宋楚瑜則是徹底重視「低層次政治」（low politics），站在地方及生活者的立場，展開鄉土式關懷的行政。宋楚瑜雖出自於國民黨體制，卻出示了國民黨統治形態的另一方向。宋楚瑜的格言“All politics is
human concern. All politics
is common
sense. All politics is local.”[10]，其實是非常具暗示性的。
貳、台灣的政治文化
宋楚瑜之所以能做到如此高支持率，必需從台灣政治構造的要素來看。第一，台灣的政治社會中，廣泛滲透著父權制（家父長）的政治家觀念。台灣民眾期望的是能與自己同喜怒哀樂，重視義理人情，肯定民眾的政治家。當然這樣的政治家必須是清廉而正直的。宋楚瑜以非常自然地態度鼓勵著額頭冒汗勞動的人群，安慰遭受意外或災害的人們，對不幸的人也表現出像家人般的關心，與理想中的政治家觀念完美地符合一致，而他這種勤政愛民的形象與人們過去刻板印像中的政治人物是大不相同的。
在省政府主席就任後不久發生了伴隨重大死傷的交通事故，宋楚瑜立即前往醫院慰問傷患安置死者並弔問家屬。省府秘書長林豐正向他進言說，照本省人的習俗除了親人外是不見遺體的，但宋楚瑜完全不忌諱的說「省主席是父母官也就是親人」[11]。像這樣去慰問突然接到不幸消息而正處於一片混亂的家屬決非輕而易舉可以做出的演出。一次或兩次在攝影機面前表演出熱情政治人物的姿態並不太難，但要在事故災害等慘劇發生時皆能一一迅速赴往現場，與殘留的家屬一同弔祭死者，這並非人人都可做到的事[12]。
站在悲慘的現場其心理壓力之大無需多述，而成為家屬們宣洩不滿情緒的標的，或是被家屬們追究省府的責任等風險也都伴隨其中。能夠坦誠面對死亡之恐懼的人，其使命感之重及精神的堅強決非常人所及，同時必是與人真心相對的人。宋楚瑜是少數以親身體驗來學習這項資質的少數政治人物之一。死亡的事實及家屬的傷慟決不是政治人物的慰問可以抹消或減輕的，然而多數的人仍是在背負責任立場之政治人物趕到現場後的一聲問候下聊感到些許的慰藉。中國時報記者夏珍寫到「災害通常是政府的致命傷但宋楚瑜反而在災害中成長」[13]。
第二，台灣的政治社會中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在台灣獨裁者無視於法律而行使權力的所謂「人治」做法雖已隨著民主化而消失無形，然而人們的傳統思想中仍習慣於依賴「人」甚於依賴制度，自己為政治主角之意識薄弱。人們習慣上傾向於，與其期待費時的制度式救助，還不如指導者有權勢的一句話。部份選民並不是依靠法律或制度來保護自己的安全及利益，而是依靠著地方派系的政治人物或長官之庇護。這也正是地方派系擁有強固的基礎的主要原因。民眾雖關心宋楚瑜的一言一動，對於需要慎重檢討的構造改革及制度改革，卻不是那麼關心。集民眾之期望於一身，以迅速的對應及行動力吸引群眾這一要素上，宋楚瑜也符合此項要求。
對「人」的期待也存在於知識份子中。宋楚瑜陣營的一員，在總統選舉期間熱烈展開支持活動的邱毅即是個有趣的例子。身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的經濟學者邱毅原本是批評李登輝與宋楚瑜的人，但在一次與宋楚瑜的談話後反而轉向成為支持宋楚瑜的一員[14]。這小插曲說明了宋楚瑜吸引人的魅力之強度，同時也顯示在實現自身所思考的政策之道途中，對「人」的期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第三點因素是台灣民眾間存在造反情緒。這雖也可稱為“populism”但有別於真正的反體制思想。對於經驗過外來政權統治的台灣民眾而言，他們知道如何順服支配者以圖保有自己的生存，同時在支配者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之外，又非常聰明地生存於獨自的世界觀中。民眾的意識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思考模式，對政治權威一方面恭順而推崇，一方面卻又感到反感，但對於使自己的生存遭至危險的反體制運動卻又有著警戒。此外，對於集團間之利益關係非常敏感，對於想佔有優勢的集團則表示反彈。
宋楚瑜以台灣省長之身份攻擊中央政府輕視地方而受到喝采。宋楚瑜與中央政府的主要問題在於預算分配上，地方政府財政惡化的問題，確實是中央政府長期以來輕視台灣地方自治的結果。但是中央與地方財政的重新分配屬技術問題層面，再加上當時中央政府正準備導入全民健康保險，財政並不充裕。公共支出一增加最終仍是歸到納稅者的身上，而省民即是納稅者，宋楚瑜將這一問題，簡化成中央與地方，高官與百姓的“populism”式兩極對立，訴諸民眾之情感，大罵中央政府的財政部長林振國「不知民間疾苦」[15]。報紙斗大標題寫著「 宋楚瑜砲轟中央」。
接著，與李登輝決裂後，他時而批判時而耶揄「國民黨高層」的動作，獲得民眾的共鳴[16]。李登輝在身為國民黨主席的當初，挑戰代表國民黨權威的外省人長老及其政治立場，因而獲得支持。但李登輝在擁有國民黨權力後，自己卻成為國民黨“establishment”的代表。由於宋楚瑜對高層的「批判」，疑似反體制式行動卻又不是真正的反體制式行動，因而讓保守的民眾可以拍手叫好。若以身為李登輝忠實部下的那些做為來看，那決不是我們在總統選舉期間所見到的那樣一位與高支持率相結合的人，而批判中央政府與國民黨高層正是緊捉基層台灣民眾之心的一帖良方。
參、政策包裝（policy package）
（一）兩岸關係安定與國內改革並行
台灣民眾過去幾年來從各層面感受到國民黨統治陷入僵局，民眾對改革的期待漸高漲。另一方面，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緊張也相當敏感。對陳水扁候選人在改革的熱情及力量上，多數人雖與以肯定，但只要預想兩岸關係的緊張，就感到猶豫的支持者也跟著出現。宋楚瑜在兩岸關係上與李登輝的「兩國論」保有距離，提示結合安定與推進改革的選擇，這與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所朝向的目標幾乎相同，但陳水扁由於台灣獨立走向的印象無法消除，因而遲遲無法達到目標。李登輝和連戰在1996年總統大選中，似乎已看得出確立了這條路線，但其後國內改革步調停頓，再加上民眾漸漸認為李登輝的兩岸政策，幾乎也並非意味著台灣絕對地安全。
由於宋楚瑜未支持「兩國論」，引發本省人情感上的反彈，認為台灣主權獨立的地位是否因此被出賣[17]。然而，將台灣問題搬上國際政治舞台是宋楚瑜主要的想法，這與中國大陸的兩岸政策有很大的差異。支持宋楚瑜的本省人解釋：與「兩國論」保持距離反而可拓展與中國大陸交涉的空間。另外其實在這背後，由於李登輝時代裡台灣在主權獨立國家的定位上，已有某種程度的穩固，看得出人們相信台灣不可能被出賣。由於新黨支持者支持宋楚瑜，而出現宋楚瑜偏向統一派的見解，這些新黨的人一來因自己是外省人，加上因反李登輝而支持宋楚瑜，我們有必要注意到宋楚瑜沒打出像新黨候選人李敖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
（二）重視地方公共建設
台灣在達成急速經濟成長的同時，擴大了都市與地方的差距，各個地方都有強烈落後跟不上的危機感。宋楚瑜以地方建設做為優先課題，這是地方對宋楚瑜產生期待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因素。台灣的地理環境使公共建設的重要性顯著地增加，台灣本島的六成為山地，陡峻的中央山脈矗立於中間，大雨常伴隨著土石流及洪水，加上山脈保水機能薄弱，一但雨量減少立即發生乾旱。清朝當局，日本殖民當局及國民黨政府都採取「水」的對策，但壓制大自然的力量並非容易，再加上急速的經濟成長對山坡地的開發，抽取地下水產生地盤下陷問題，經濟成長所引發的災害反而更易發生。
談起「水」的問題，使我們想起治理黃河是過去中國歷代皇帝維護權力不可缺的一環。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台灣在這一方面的重要性也與之增大，外省人之宋楚瑜積極著手於不醒目同時耗費時間的「水」對策上，與將「水」問題看成是台灣的宿命並呈半放棄狀態的本省人相較之下，或許是一項新鮮的發現。宋楚瑜在回顧省長活動時自豪地說「五年多以來我幾乎把水問題排在第一位」[18]。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在寫《水的政治學》這本書中也說 「這五六年以來他幾乎成了台灣政壇唯一關心水利的高級政務官」認同宋楚瑜的貢獻[19]。
台灣在朝向以電腦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生產據點的同時，遲於培養新產業的地方也多數存在，再加上地方交通不便，基礎建設落後，年輕人口漸往外流，使得地方對於未來產生不安。過去日本在高速經濟成長的過程中，都市與鄉村的差距逐漸擴大，最後是由結合了地方對於改善空洞化的期望，與鞏固權力基礎的田中角榮之地方公共建設拓展於全國。台灣同樣地也開始展開了，我們可以將宋楚瑜看成是台灣田中角榮型地方公共建設的先驅。
總統選舉中對宋楚瑜高期待在交通不便，基礎建設落後的東部，山區及離島上非常明顯，而這期待也就直接成為了選票[20]。宋楚瑜在大地震的受災區又達到高得票率[21]，這也顯示宋楚瑜地方公共建設這一政策形象有多大的滲透率。
（三）超黨派之政治
宋楚瑜遭國民黨開除後未立即結成政黨，並揭示「超黨派」的標語，內容雖不明確但整體呈現的，被認為是行政府的首長直接接受選民的委託，議會相對地比重下滑的行政府主導型政治形態。宋楚瑜說，他會網羅各黨派的菁英組織成一個超黨派的服務團隊。雖然國民黨，民進黨兩黨嚴格地批判「超黨派」的想法會導致總統的獨裁體制，但這刺激了民眾中對既有政黨的一種失望情感[22]，同時出現對新統治形態的期待。至於「超黨派」政府與聯合政府的差異，宋楚瑜解釋說：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法理基礎不同，聯合政府執政的基本法理是他必須要在國會上有過半數的支持才能組織政府，其中任何黨派退出導致不過半數，其內閣就倒台，但是我的權利直接來自於人民，他不因為任何人或任何黨派不參加這個政府而影響政府的運作[23]。宋楚瑜的「超黨派」想法與陳水扁提出的「全民政府」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
宋楚瑜在蔣經國時代任職新聞局長，美麗島事件中扮演鎮壓的角色，同時限制節目播放台灣話等，受到黨外運動人士的敵視。1994年省長選舉中，也受到民進黨支持者激烈的敵對，省議會中雖也受到民進黨議員的砲轟，但當選後卻意外地對民進黨籍之縣長市長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遇上補助金分發之際，宋楚瑜保全地方縣市長議長們面子的做法，使得省府與縣市政府大致上保持良好的關係。這項經驗讓宋楚瑜的超黨派，展開效率行政之主張有一定的根據。「超黨派」的標語，聚集了厭倦民主化後政黨的策略及相互衝突之選民的期待。
「超黨派」同時也在台灣社會脈動中，傳達超越族群的訊息，因而成為集合不愛煽動族群意識的本省人與少數派的客家及原住民支持的一個要因。對於外省人菁英政治人物宋楚瑜而言，就任台灣省主席是他將族群問題做為製造新形象的一轉機。這個職位過去一直是以本省人來職掌，在李登輝進行本土化的政治狀況下任命外省人掌本省人的職位，目的在發出超越族群的訊息。此後宋楚瑜的活動領域，涵蓋了台灣整個生活的現場，從他的行動中得到了多方不分族群的認同，宋楚瑜真正是李登輝「台灣命運共同體」路線的忠實實踐者。宋楚瑜的理論是「不要再分省籍，把過去不愉快的事放在一邊，國家應該往前看才能開創更好的前途」[24]，正如同他所說的「分什麼本省外省原住民？」[25]一樣的簡單明確。在同樣的邏輯裡，宋楚瑜批評一再提出族群意識的新黨，與支持新黨的外省人大老們採取對立，在這樣的過程中，也使宋楚瑜的超族群超黨派訴求產生某種程度的信用度。
肆、宋楚瑜的支持層
宋楚瑜的支持層大致分為四種。
第一，居住於都市，對於現狀不滿而期望改革的高學歷本省人。第二，部分地方派系及國民黨地方中堅幹部。第三，支持新黨的外省人。第四，屬弱小族群的客家及原住民。這四個集團性質各異且幾乎不具關連性，集結這些不同集團使宋楚瑜的票源大幅增加，而與無法跳脫政黨意識型態框子之新黨的差異也在此。
然而該如何掌握這些集團，宋楚瑜的政治手腕為一重大因素，但並不只如此，這些社會集團擁有的共通點是自然地接受統治台灣五十年的「中華民國體制」，這樣的意識作為粘著劑將大家結合在一起。但其「中華民國意識」並非基本教義式之體制意識，而是容認適應現實台灣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折合台灣優先意識的「中華民國意識」，即所謂的「務實的中華民國體制意識」。這些人們會接受李登輝的民主化，但並沒有像李登輝般的沉思和熱情，他們反而是一群擔心李登輝的獨裁傾向的人們。他們贊成提高行政效率，而同時對廢省一事，又在心理上感到抵觸。
屬於第一範疇住在都市的高學歷本省人多數有著共同的經驗，這些男士或女士們從小接受國語教育，他們比其他本省人擁有較高的國語文能力，習慣於用國語思考，以國語得到優秀的成績考進大學或專科學校就讀。這些通過重重聯考的磨鍊進入理想的學校，畢業後找到安定的職業的人，他們將對自我的肯定與對「中華民國體制」的肯定結合為一，這傾向於三十歲世代中最為顯著。
表1：教育程度與總統候選人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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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
國中及以下 |
高中高職 |
大專及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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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 |
20.2 |
23.7 |
21.3 |
16.0 |
|
陳水扁 |
23.2 |
18.2 |
22.0 |
28.5 |
|
宋楚瑜 |
34.8 |
19.7 |
40.5 |
42.5 |
|
未決定 |
21.0 |
38.0 |
15.5 |
10.8 |
資料來源：TVBS民意調查[26]。
表2：年齡與總統候選人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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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
20-29歲 |
30-39歲 |
40-49歲 |
50歲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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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 |
20.2 |
13.0 |
16.7 |
24.0 |
27.7 |
|
陳水扁 |
23.2 |
33.2 |
22.5 |
20.5 |
16.8 |
|
宋楚瑜 |
34.8 |
42.2 |
44.3 |
35.0 |
18.0 |
|
未決定 |
21.0 |
10.5 |
15.2 |
21.2 |
36.8 |
資料來源：TVBS民意調查[27]。
另一方面居住於都市的高學歷高收入人們，得到有關台灣內外的政治經濟發展的資訊多，社會意識現代化，而對國民黨傳統的支配構造抱持強烈的不滿，因而他們期待改革，但對這些人而言所謂的改革是建立在肯定「中華民國體制」的改革，並不希望因為改革而使自己所熟悉的「中華民國體制」遭到否定。反對國民黨卻肯定「中華民國體制」的人最終轉向支持宋楚瑜，而對「中華民國體制」產生疏離感的人則轉向支持陳水扁 。興票案後宋楚瑜支持率下降，與這一層面的支持者之脫離應有相當的關連性。
屬於第二範疇的地方派係及國民黨地方中堅幹部皆是本省人，但與第一範疇的本省人分屬於不同層面，他或她們居住於仍然留著濃厚鄉村特色的地方縣市，其中年齡層分布在五十歲以上的世代，學歷皆不高。他們最關心的事是縣市內的利益分配而派系同志們權力爭奪。這些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在封閉的地方政治領域中，負責中央政府所不做的民眾服務，一手承擔著為國民黨累積固票數的作業。這一層面也發出尋求改革的聲音。
地方派系支持改革，聽起來像是個無趣的笑話，但必需注意到地方派系所直接面對的閉塞感。民主化後地方派系得以進出中央，擴大活動舞台。但另一方面，地方利益的範圍因民進黨的躍進及地方財政的惡化，而抱持著日漸衰退的危機感。對於結合黑道維持權力的傳統方式，社會輿論的批評漸高，若單只是與國民黨中央維持目前的關係，對未來的展望將無法展開。跟著宋楚瑜雖然不一定能為地方派系開拓新道路，但無論如何這是尋求打破傳統國民黨統治制限的好時機，這一想法在地方派系與國民黨的地方中堅幹部中日益擴散[28]。
屬於第三範疇的是支持新黨的外省人。這些人幾乎都轉移支持宋楚瑜，這對宋楚瑜的選舉造勢是非常有利的因素。這些新黨人士除了有保持中華民國意識及批判李登輝之共通點外，沒有受到宋楚瑜的眷愛，甚至在宋楚瑜的造勢活動中發生因禁止持新黨的黃旗入場而激怒新黨人士之事件。由於宋楚瑜深知不管其對他們如何地冷淡，新黨的支持者仍會主動投票給自己，因而得以展開的不是「外省人選外省人」這樣煽動群眾意識的選舉運動，而是以台灣優先為前題不去意識外省人的選舉造勢活動。另一方面，連戰為了對抗宋楚瑜爭取外省人的票，而與李登輝路線大大脫節，使得連陣營選舉戰略為之大亂。
屬第四範疇的客家及原住民，因意識到自己屬於弱小族群，而對多數派的閩南系本省人產生警戒感。即使對國民黨的統治型態抱持不滿，也難以轉移支持民進黨也是這一因素所致。宋楚瑜十分了解這一點，因此非常重視客家及原住民的支持者。他頻繁地進入人口稀少的山區，努力學習客家話及原住民的語言，取得住民的愛戴。總統選舉的結果也顯示，宋楚瑜在客家及原住民的主要地區拿到最高票[29]。如此一來，宋楚瑜雖身為外省人，卻成功地集合了閩南本省人，客家，原住民跨越族群的支持。
伍、「宋楚瑜現象」之效應
1999年12月9日國民黨立委楊吉雄揭發宋楚瑜的興票案，使宋的清廉的政治家形象大受打擊。「宋楚瑜現象」稍為退燒了，有力的三候選人之支持率並列一線，總統選舉動向陷入迷霧。接近投票的二月，宋楚瑜否認在美國以家人的名義擁有不動產的傳聞後，事實立刻被揭露，這更加打擊宋楚瑜的信用度，宋楚瑜陷入是否脫離選舉的緊張時刻。在過去大台風襲擊的時候，領帶著省府團隊展開恰當危機處理讓民眾印像深刻的宋省長，在這次自己的危機處理卻沒有那麼好。然而此後省籍意識越來越激烈，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選戰包圍在異常熱烈與緊張的氣氛中，棄保效應隨之產生，興票案的殺傷力相對地減少。最終如前所述，擁有固有形象及固有支持者的宋楚瑜，並未被「棄」而是獲「保」之效應。
有人指出陳水扁之當選只不過是國民黨勢力的分裂，但若只是選舉分裂的話，黨提名之候選人最後脫穎而出的可能性十足，或者是完全不同形態的國民黨系候選人發掘新票，反而使國民黨的票增加也不無可能。宋楚瑜的選舉造勢不只是分散國民黨的票源，而是崩潰國民黨做為執政黨的道德根據及組織力神話，加上前立法院長劉松藩與前法務部長廖正豪加入宋陣營後，使破壞力更加加強。劉松藩身為台中縣地方派系龍頭，維護國民黨利益之勢力的代表性人物，他卻講台語批評國民黨的黑金，向國民黨傳統支持者遊說改革。而廖正豪出生於黨國體制官僚派統，根據法務部長的經驗來批判國民黨政府改革魄力不夠。即使他們是失意政客，他們展開向國民黨某種程度的殺傷力。
宋楚瑜未能當選之原因應該加以考慮台灣社會之族群結構，尤其省籍意識。一般生活中人們不太在意彼此之省籍，但一旦選舉活動開始，省籍意識會表面化。台灣社會之族群結構中閩南系本省人高佔七成，而台灣經過李登輝時代的本土化，外省籍候選人競選總統實屬不易。宋楚瑜未能當選不一定代表「宋楚瑜現象」之失敗。「宋楚瑜現象」之核心不在於是否當選，而在長期間的高支持率改變民眾對台灣政治前途的預期心理。
宋楚瑜在長時間維持民意調查的高支持率讓連戰的支持率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下[30]。宋楚瑜自己解釋，所有的民意調查，不管是哪一個單位做的或是哪一個時候做的，都顯示執政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不支持執政黨的民眾超過百分之七十，這無疑民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31]。本來台灣民眾一方面期待換黨換人做做看，但另一方面半信半疑擁有龐大資源的執政黨會下台，然而民眾慢慢的習慣沒有國民黨的台灣政治前途。一個候選人的高支持率在一年的時間中改變了台灣政治的“paradigm”。投票日前兩個月的2000年1月，根據《中國時報》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四成三的受訪者認為今年總統選舉結果應該換黨或換人做做看，如此才有助於台灣的前途與發展」。只有二成四的人認為國民黨執政，台灣才會繼續保持繁榮與穩定[32]。顯然「宋楚瑜現象」十分發酵。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國民黨的資源與組織也不會進行反擊選民的基本潮流。
「宋楚瑜現象」實現了陳水扁一人與民進黨一黨無法達成之事情，「宋楚瑜現象」正是驅除台灣民眾對變天的不安及心理上的排斥，以及以“natural party of government”的國民黨解體的一過程。
參考書目
許漢，張覺明（1993），宋楚瑜前傳。台北：開今文化出版。
夏珍（1998），宋楚瑜中興紀事。台北：時報文化。
林照真（1998），水的政治學——宋楚瑜與台灣水利。台北：時報文化。
高天生（2000），宋楚瑜金錢風暴。台北：本土文化。
台灣教授協會（2000），會診宋楚瑜。台北：前衛出版社。
聯合報，1999.4~2000.3
中國時報，1999.4~2000.3
自由時報，1999.4~2000.3
新新聞，1999.4~2000.3